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企业不断“走出去”，愈加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合作竞争中，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认为，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压力，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创新投资合作方式，稳健可持续地推动产业和金融界“走出去”。

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巨大成果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联动日益加大。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寻求与世界的合作，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日趋活跃，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国的要素成本上升和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实体企业的产能布局开始分化，其中部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等率先从中国“走出去”，其他行业也紧随其后开始在海外投资。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962亿美元的历史高点，而相对于21世纪初，这一数字则增长了70余倍。中国自2014年开始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成了全球一道新的风景线，中国成为全球动荡局势下继续推进务实合作最积极和重要的力量，企业不断走出去体现了我国竞争能力的提升。

                                                                数据来源：商务部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行业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相关行业，尤其在基建、核电、轨道交通、能源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强大的竞争力，在多个领域展现了闪亮的“中国名片”。例如，中车集团已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105个国家开展业务，中核集团已成功对外出口15座商用核电机组与研究堆，中交集团旗下的振华重工(600320,股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港机设备制造商并连续20年获得世界市场份额第一等。通过服务实业“走出去”，我国的金融机构也把触角伸向五大洲，在全球各个重要经济体建立其分支机构。

                                                                 数据来源：商务部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目的地来看，近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及欧美市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并加速了这一趋势。“一带一路”的核心是经济合作，是一个新型的全球化，它跟西方主导的近百年的上一轮的全球化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通过对外投资，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带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引导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互交换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不断出台外资审查新规，有的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对中国资本设置各种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合理布局对外投资，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真正能够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将“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业方面，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遇到所有本土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时必然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也面临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沟通和信任障碍，更因为中美贸易纷争和一些发达国家忌惮中国快速成长而采取的打压和围剿手段而面临着新的特殊困难。特别是中美贸易纷争在近期反复起伏，不仅冲击了实体企业的国内经营，更增大了实体企业“走出去”的难度。这其中以央企承受的压力最大，面临的困难最多。在金融方面，个别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度的同质性和过高的区域集中度，一些金融机构因合规意识不够而遭到处罚，损失惨重。在对外投资方面，有的投资在真实性、合规性方面较为欠缺，有的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甚至对国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关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的比例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估计认为失败概率高达40%以上。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缺乏经验，毕竟大部分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没有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参与过竞争，对海外的市场和投资环境也不很了解；其次是缺乏明确的战略，简单地认为海外业务和投资是尚未开发的“蓝海市场”，遍地都是机会，或者把“走出去”仅认为是“走出去”，而没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忘掉了“走出去”的初心，也丢掉了与世界的谈判力。近年来，国家强化了“走出去”和对外投资的监督和管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金融要回归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部委加强了对一些领域非理性的“走出去”和对外投资的关注等，这些改革措施均促进了我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良性发展。

“走出去”的历史必然性

有效推进中国企业和金融“走出去”，稳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有力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改革开放的后40年提供强大的动力。

“走出去”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改革开放41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量的财富积累带来了消费和需求端的升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但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供给端的水平仍然非常落后，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远远跟不上。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仍然相去甚远。2015年，中国的每单位产出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和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这个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时代最重要的主题，旨在加快提高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条实现的路径，一是强化自主创新，这要求我们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二是通过对外合作，实施“拿来主义”，在竞争合作中学习提高，这要求我们制定有效的“走出去”战略。过去一些年企业不断走出去推动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在行业分布上，投资建厂的直接“走出去”正从服装纺织业向机械电子和化工等行业转变；而跨境并购的间接“走出去”已从能源资源业向制造业关键零部件、高技术产业转变。

“走出去”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从竞争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平的”，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将无法回避地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随着我国逐步加大开放力度，国际产业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必将加快。如果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通过“走出去”尽快提高国际竞争力，未来不仅在国际市场了无建树，在本土市场也将陷入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走出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举措。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仍处于复苏缓慢和债务高企的困境中，地缘政治博弈与文明冲突并未能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减弱，在一些地区反而愈演愈烈，反自由贸易与逆全球化的噪声也不绝于耳。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壁垒，寻求共赢，成为摆在全体人类面前十分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得到了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响应，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世界胸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宾塞指出，2017年至2019年，中国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35%，相当于美欧日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的总和。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国的稳步转移，为所在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工作机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贡献。依托于14亿中国消费者市场和我国优势产业，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稳妥稳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强大的稳定力量，为全球增长与和平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我们实现和平崛起提供重要的保障。

总结教训，推动产业更好“走出去”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需要借鉴过去“走出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稳健可持续地推动产业界企业和金融界企业“走出去”。

一是对接国内需求，践行双赢战略。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来看，“走出去”一方面要挖掘中国14亿消费者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改革开放41年带来的产业水平的巨大提升以及依然相对低廉的成本，应立足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杜绝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这样才能不忘初心，不迷失方向。

任何可持续的国际化或“走出去”战略都必须是双赢的战略，一方面，企业应能够实现盈利或财务可持续，另一方面，在所在国，既要考虑到对其的经济效益，还应兼顾其社会影响和宗教文化等因素，既要考虑短期效益，也要考虑长期社会效果，既要考虑其社会上层或精英的利益，也要考虑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和自豪感。

二是选好合作伙伴，强化协同机制。一方面，鉴于各国国情不同，法律、文化、习俗等迥异，仅依靠学习或者雇用中国律师或第三方机构不足以应对在他国投资经营的各项挑战，还可能埋下重大和长期的隐患。应寻找良好的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以专业化和规范化为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标准，与其建立利益捆绑机制和相互信任关系，切实推进务实合作，最大限度降低合规和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应强化“走出去”的国内协同机制，避免单兵作战。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基础性作用，分工合作，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同产业和金融，协同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和规模效应；搭建对外投资公开平台，建设中国对外投资的生态系统，降低信息不对称，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外产业合作与投资的有效性；强化外汇、产业政策、统计等相关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依托对外投资平台，统筹协调、适度引导，提升监管效率，提高“走出去”的有效性。

三是“一带一路”区域，采取不同策略；邀请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既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发达国家，跨境投资需要结合彼此的比较优势，精准判断把握沿线国家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营造互信互助的合作机制。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时，应注重发挥其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前景广阔等优点，对接我国在基础设施等传统行业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切实可行的合作。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保留国内，在考虑国内承受能力前提下推动低附加值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合理有序外移。在与发达国家合作时，应投资于它们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对接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并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广泛欢迎和参与，但也引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怀疑和戒备，中国可考虑邀请其参与并形成合作联盟，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这样，不仅有助于缓解其疑虑和对我国的压制，而且能够形成发达国家的技术与我国相对低廉成本的结合，从而有效地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并真正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优良传统；优化宣传策略，降低他国疑虑。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央企业一直是我国“走出去”的排头兵，但也因其特殊性质在国际市场遭遇到了很多困境。尤其是近期，美国挑起冲突试图实现中美经济脱钩，将贸易和金融问题不断升级至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贸易冲突导致西方国家加大审查和限制力度，使得央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对中央企业的严峻考验。

对国有企业来说，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要不断强化党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仅靠物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要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强化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发扬艰苦奋斗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培养一批“根植本土、了解世界、勇于奉献、敢于开拓”的“走出去”领军人才，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大部分“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已经是上市公司，甚至很多是在A股和香港或其他境外市场同时上市的公众公司，符合现代企业治理要求，并拥有众多的国际投资者。应在对外合作中强调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治理结构和透明规范运作，降低国际社会不必要的怀疑和防范，并在对外合作中不断强化合规意识和市场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国际合作和竞争真正提高自身竞争力。（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